佛教被引入中国到底带来了什么? 一、佛教传入时的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后世的佛教最爱问的问题是“何为祖师西来意？”就是说达摩祖师来到中国，过得也不愉快，他为什么要来？我们这里不问他来的本意，而是要问他来的意义。也就是佛教这种外来思想对中国固有文化带来什么影响或者说什么启发。包括魏晋、隋唐时期的佛学和宋明时期的理学它们都受到了佛教什么影响。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哲学、伦理思想都是比较单纯的，其比较明确的主题就是天人问题。我们只要抓住这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哲学的许多问题都迎刃而解，虽然解答的方法不一样，但处理的问题是一样的，属于共同的文化体系。其实不同学派之间争吵最凶的就表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密切，比如刚开始的时候儒家和墨家、道家吵得凶，后来又和法家吵得凶，就是因为它们解决的是共同的问题，所以才有对话的可能，才吵得凶。 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后，我们发现一方面它解决了以前的一些困难思想问题，但又带来了更多的困难思想问题。实际上佛教并不是要给中国古老的哲学问题新的答案，而是提出了全新的问题，所以并非接着中国文化来讲，而是硬性切入中国文化。即使在印度，佛教文化也是异端，是少数派，在印度占统治地位的问题也是天人问题——梵我问题。印度比较重视个体，人就是个体，而中国比较重视群体，人就是人群，特别是以国家为代表的人群的问题。佛教在印度兴起非常艰难，印度讲梵，佛教却讲无梵无我？？。 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先被当成一种方术——宗教技术流派（中国人不喜欢科学，但喜欢科技）。后来被当作一种哲学清谈，魏晋时知识分子因为精力没有发挥到社会治理上的机会，就发挥到纯智力思辩上，中国哲学发生一个转向：从以往注重经验世界的宇宙论转向注重抽象思维的本体论。《世说新语》中的名士和名僧在一起清谈不是看谁说的东西更有操作性，而是谁说得越玄越空就越有境界。我们现在比较公允地看，首先清谈并不足以带来社会的衰落，它其实是对以往儒家、世俗道家还有法家这种过分功利思想的一种反驳。整个汉代整个哲学思想是非常功利，所谓学以致用，甚至把经典直接用于判案，比如两人打架了，就拿出《春秋》来判断，何处地震了，就拿《左传》等判断。中国的文化基因决定中国的思想是比较实际的，到魏晋时这种思想方向有了转变，清谈就是对这种思想的反驳，佛教传入正逢其时。 二、不同层次的佛教思想及中国主要的佛教派别 产生佛教的雅利安文化是比较注重抽象思维的，在魏晋时竟然很容易地为中国所接受。这种接受其实也可以分成不同的层面，至少是分成两层： 第一层是普通民众和有权有势者所接受，这是一个比较低但是影响非常大的层面，只要看看中国的寺院究竟有多少是普通民众和帝王将相建的，又有多少是学问僧建的，就可以知道在量的方面佛教的低层传播影响要大得多。我们上节课讨论的宗教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宗教和世俗伦理的关系、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在理论上比较低的层次上来探讨佛教对中国的意义，只是祖师西来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探讨虽然影响大，但并非全部。 还有另外一个层次是相当于纯义理方面的影响，关注的人少，但我们不能因为关注的人少就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从比较抽象的理论层面看，佛教的如来藏学说、空性论、唯识学说三者对中国佛教都有影响，其中唯识学说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小，空性思想（空宗）和如来藏（有宗）思想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也可以说中国佛学思想就是空宗和有宗的冲突和调和。 下面看一下这两个流派在最初中国化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的，我们就要看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僧肇法师，一个是道生法师，这两位法师都在鸠摩罗什法师门下学习过，并参与很多翻译工作，他们实际是中国第一批深入佛教原典的法师。中国的法师分两种情况：主要从事制度建设者以道安、慧远等人为代表，其佛教思想多少有一点自己的特殊之处，和印度佛学不吻合；真正接触和了解佛教思想者以僧肇法师和道生法师开始。 三、僧肇的思想——以中国人特有的方法和动机接受了佛教的结论 冯友兰先生认为佛教给中国带来新的人天问题的答案将个人的心和宇宙的心融合为一，这种说法很象印度教的说法，而且哪一部分心属于宇宙，哪一部分心又属于个人，所以这种解释有点奇怪，可见冯先生对佛学不能说不通，但至少不够精确。

按照这种理解，佛教是印度梵我合一和中国天人合一的混合品，实际上不论在中国还是印度佛教都是另类，切不可将这三者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