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并非与发源之印度及弘扬于世界各国的截然孤立,不过从中国佛教历史研究,就有中国佛教的特殊面目与系统,把中国佛教的特殊面目与系统讲出来,故成为中国佛教。
今先讲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
什么叫特质?无论什么东西,都有许多因缘和合乃成,而所成的东西,一个有一个的特质,一类有一类的特质,因为他各有各别不同的特殊质素。
现在讲到中国佛教,当然有同于一般佛法的;然所以有中国佛教可讲,即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其特殊质素,乃和合一切佛法功用、而成为有特殊面目与系统的中国佛教。
其特殊质素为何?则“禅”是也。
禅乃中国通用之名,是“禅那”的简称,或云“定”或云“禅定”,印度多叫做“瑜伽”。这里所说的禅,不一定指禅宗,禅宗也当然在内;今讲之禅是指戒定或定慧之“定”的,所以比禅宗之禅的意义来得宽广。
禅那即静虑之意,就是在静定中观察思虑,所以禅那虽可名定,而定中有观有慧方为禅那之特义,故禅那亦云“禅观”。
现在讲中国佛教之特质在禅
佛教二字当然包括各种佛法,而各种佛法的义类甚宽,今不过就中国佛教的特质说,故云“在禅”。比方南洋佛法之特质在律仪,西藏则在于密咒。
而日本佛教的特点则在于闻慧及通俗应用,研究各种经论的学问大,于身心实际修证的功夫则小。不但明治维新以来如此,即元以前的真宗便为通俗应用的佛教;尤其日莲宗有所谓“立正安国论”,专以树立正教安定国家为要旨。
从以上各地特质比较起来,反显出中国佛教特质在禅。
中国佛教之所以重禅,当然也有其因缘,今于中国佛教的特质所以在禅的因缘,且分两条来说:
一、梵僧的化风
梵僧乃佛教初来中国时传教者之通称。其实不一定皆是印度的,南洋与西域各地之来此者亦混称梵僧。梵僧教化的风度,也可分做几点说:
(一)端肃之仪态:在当时到内地的梵僧,大概道德高深,学问渊博,他们行住坐卧四威仪,态度端严,使人肃然起敬。
(二)渊默之风度:他们因深有修养,其幽深寂默的风度,使人见之觉得深不可测。
(三)神妙之显扬:他们智慧既高,种种方技、神咒,术数也极少精妙,且其修禅持咒所成之神通妙用也常有流露,这种以神异显扬的力量,功尤显著。
(四)密奥之探索:佛法初来之摩腾、竺法兰,及汉,魏、晋初之安世高、支娄迦谶,佛图腾等,所至有神德感通,这在高僧传中处处都有记载可知。
不但初来之梵僧如此,即其后以译经传学著名之鸠摩罗什,菩提流支等,亦仍著神咒灵感之功。如罗什临终前,口吐三番神咒以延寿命,菩提流支以神咒涌井泉等。故这些梵僧皆能使人崇敬,起“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观感,使一般趋向修学的人,皆视佛法为深奥神秘,肯死心刻苦探索。
当这些梵僧来华时,中国文化已经发达很高,他们从端严寂默之中显其无穷之神功妙智,使瞻仰者起一种高深莫测而极欲探索之心。
这在达摩祖师来华后,亦即以此成为禅宗的风化,学人皆从禅中去参究,探索其秘奥,遂即成为中国佛教之特质在禅。
但是仅就这一方面,还不能成为中国佛教之特质在禅,还可能成为一种神秘信仰之佛教,故还须从另一方面去说。
二、华士之时尚
华士即中华读书之士——士君子、士大夫。当时文化已高,一般士夫之思想,皆尚简括综合的玄理要旨。在言谈上也推尚隽朴的语句,或诗歌之类,要言不繁,能实在表示出精义。
至于一般土君子品行,也唯清高静逸是崇,如竹林七贤等,皆从事于高隐静修。在资产生活上,重于自食其力之俭朴淡泊。
在当时可作士人代表的,如诸葛亮、陶渊明二人,最为全国人所敬仰。诸葛亮与陶渊明皆躬耕田园,品格高逸而生活恬俭,所成诗文皆简要精妙;他们读书都只观大略,不求甚解,不尚言论辩析。
有人说渊明得主也可成为诸葛,诸葛不遇刘备亦可成为渊明。此为中国一般士夫之崇尚。所以佛法由梵僧传入,在通俗的农、工、商方面,即成为报应灵感之信仰。
在士人方面,以士人思想之玄要,言语之隽朴,品行之恬逸,生活之力俭,遂形成如《四十二章经》、《八大人觉经》等简要的佛学,适合当时文化,机教相扣。
同时乐于山洞崖窟,过其简单生活,禅静修养,遇有访求参问者,为示简要而切于实际之要旨。
如此适于士人习俗之风尚,遂养成中国佛教在禅之特质。
从梵僧来化,及能领受佛学之中国士夫思想等的因缘和合,而成为当时习尚禅定的佛教,并奠定了二千年来中国佛教的基础。
在当时传习上,也曾有过重于律仪,如法明的弟子法度,曾以小乘律行化,虽有少数人学,但终不能通行。复传习过种种分析辩论,如毗昙、成实、中论、唯识,因明等,而土君子亦觉得不能握其简要,故不甚昌盛。所以说中国佛教之特质在禅,半由中国原有之士人习尚所致。
因为若抽去此士夫思想关系,仅由敬崇梵僧则变成神咒感应之信仰,或成为乐着分析辩论之学术。比如西藏原没有文化,故成为神咒佛教。南洋气候生活接近印度,故易重律仪。
而中国则在其玄简士习中,成为精彻之禅风,这就是中国佛教之特质在禅的原因。但是,虽说在禅,而又不局于后来所谓之禅宗,其范围较宽,故今先说禅宗以前之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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