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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的昌盛催生了石窟供养人 莫高窟真正的缔造者

发布时间:2024-01-08 03:09:24作者:华严经快诵网

   ▲回鹘王礼佛图

   于阗国王后曹氏供养像

   于阗国王李天圣供养像

  自敦煌莫高窟开凿第一个洞窟至今已有16oo多年的历史,经过十六国,经过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都有开凿的洞窟。现存较完整的洞窟有492个,洞窟中仅仅历代壁画就有5万多平方米,是我国也是世界壁画最多的石窟群,内容非常丰富。敦煌壁画是

  敦煌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内容丰富,规模巨大,技艺精湛,特别是壁画中有一类名叫供养人的壁画,更是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正是这些壁画中的供养人,代代相传,倾力开凿石窟,修建佛像,绘制壁画,才最终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敦煌文化。  ⅲ晚报特约记者刘学智文/图

  一、佛教文化的昌盛催生了石窟供养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天下大乱,不少名门望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纷纷来到河西以避战乱,促使中西交往的要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先后建立的五凉王朝,也集中了大批人才。中原世家大族的到来、以及当地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为本地区接受外来文化提供了知识基础,也为向中原输送外来文化成为可能。汉末魏晋时期,随着中原士族的到来,佛教很快在敦煌传播开来。当时政权的更替和战乱给佛教在敦煌的流传和发展提供了条件。西晋时期,有世居敦煌的月氏高僧竺法护率领大批弟子在这里译经布道,修建寺庙,开凿洞窟。加之后来东来西去的僧侣多如牛毛,给敦煌的佛教不断注人活力。现实环境的动荡不安,正为人们信奉佛教、追求来生的美好成为可能。北魏五朝对敦煌的直接统治,为敦煌地区带来了中原的佛教文化。一时间,当地和中原的达官贵人们纷纷在敦煌开凿洞窟。敦煌藏经洞保存了北魏驸马都尉冯熙在洛州亲手抄写的《杂阿毗昙心经》,还发现了北魏广阳王慧安发愿刺绣的佛像残片,多名信奉佛教的高官都曾到敦煌任职并开凿大型的佛窟,上行下效,给当地各阶层的民众做了榜样,信奉佛教,开凿洞窟成了红极一时的社会时尚。隋朝统一南北后,中国又开始走向两汉以来的全盛时期,在统治阶级崇佛浪潮的推动下,敦煌各阶层民众在短短三十多年时间里,仅仅在莫高窟一处就开凿了七八十个洞窟,掀起了一个兴建石窟的高潮。进人唐代以来,民族进一步融合,疆域不断开拓,佛教不断传人中原并兴盛起来,经济发展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丰富了敦煌文化的内容。大量的宫廷写经从长安输送过来,给敦煌这座佛教圣城进一步注人了汉地佛教的影响,多位皇帝都亲自下令在长安等地兴建寺庙大力弘扬佛教。在此背景下,唐代时,敦煌的望族仍然在持续不断地开凿家窟,到了极力崇信佛教的武则天执政时期,莫高窟已经持续开凿了1000多座洞窟,而且修建了模仿武则天形象的弥勒像(第96窟北大像)。

  二、供养人是莫高窟真正的缔造者

  在人们惊叹敦煌莫高洞窟之多,壁画之精美宏大,塑像的丰富多彩之余,总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这些洞窟都是什么人建造的?他们为什么要建造这么多的洞窟?其实,只要你是个有心人,在洞窟内就可以找到答案,答案就是壁画上的供养人画像。供养人就是这些洞窟的主人,就是莫高窟的建造者。

  供养人画像,是敦煌石窟艺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所谓供养人即为出资发愿开凿洞窟的功德主、窟主、施主及与其有关的如家族、亲属或社会关系成员,当然并不表示他们是洞窟开凿的工匠等人物。供养人有敦煌历代大族、地方长官、僧界大德,也有一般下层平民百姓。他们是活跃在敦煌历史上的人物,因此这些画像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供养人画像在敦煌石窟的大多数洞窟中都有,是研究洞窟营建时代及窟主等课题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敦煌服饰研究的宝贵实物资料。供养人画像从十六国北朝至元,由小到大,到五代宋时和真人大小一般,且是一个家族人物同处一窟,有家庙祠堂之性质。佛教传播很重视造像,认为信众面对佛、菩萨图像如见其真容,可以专心致志供奉。所以,佛经中专门有一部《造像功德经》宣扬造像的好处。对于官绅富豪,广造神像不但现在可以享受奢侈生活、机遇,且死后可以进人“西方极乐世界”。对于平民百姓,佛教也教他们只要能够“随其力分,而作佛像”即可永离贫穷苦海,过上富裕的日子。因此无论穷富,都来开窟造像、画像题名。佛教徒为了表示虔诚信教,时时供养,把自己的像画在佛像的下边或左右,手奉香炉或香花,列队恭敬或席地跪礼拜,榜书姓名、官职等。这种为出资开窟造像的施主所画的功德画就是供养人画像。

  三、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特点

  莫高窟供养人画像很有特点。供养人皆是全身且多为群像;有僧尼群像、家族群像、百姓群像、府衙官僚群像。这些画像包括了各阶层、各民族、各行业男女老幼的生者、死者,是社会人物最广泛的一种人物画像。莫高窟现存供养人画像8000余身,前后延续了1000多年,是中国最大的古代肖像画图谱。

  敦煌壁画供养人,大体可分为六类:一、地方官吏。即当时敦煌河西走廊及其他地方官员,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官府小吏以及他们的家属;二、戍边将士。即当时河西、敦煌、玉门关、阳关等地的节度使、军将、校尉等;三、寺院僧侣。包括僧统、寺主、法师、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四、庶民百姓。如车夫、马夫、侍从、守卫及掌扇、持杖,牵衣、捧物人等;五、少数民族人物画像。供养人画像多以主仆结合组成出现,等级森严,主人像大在前,奴婢像小在后,排列成形。画像大者高丈余,小者仅有寸余。有的洞窟供养人画像多达一千余身。早期画像尺寸较小,内容一般仅表现供养者虔诚恭敬之心。唐代供养人画像进人极盛时期,形象真实,个性显明,神态生动,繁华富丽。画像由小型变为幅,多绘于洞窟的醒目处,题榜内容详细。五代时出现大量的瓜沙曹氏家庭的肖像,画院有专门的肖像画师供养人,祖宗三代一一画出,如同形象的家谱。供养人画像由初始供养礼佛,渐变为服务于政治功利的宣传品。

  四、供养人画像是敦煌当时社会现实最真实的反映

  由段文杰先生最早复原的《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礼佛图》是敦煌莫高窟供养人画像中规模最大的一幅。这幅画像共有12人,第一身形象最大,立粉堆金题名为“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一心供养”,第二身、第三身是都督夫人的女儿,后面9人为奴婢。而据研究,与此图相对的北面墙壁上画有都督乐庭琅及儿子、男仆,南北两壁合起来就是都督乐庭琅全家礼佛图。这幅画的结构和意境创造上突破了前代整齐严肃的供养人行列,人物位置错落有致,自由活泼,特别在人物背景的设计上出现了垂柳、萱花、曼陀,并有蜂蝶飞舞,别有一番生活情趣。同时,也反映了唐代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与人民生活的富裕。

  在《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像》一图中,更是深刻地揭示了于阗国与沙州(敦煌)当时的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于阗尉迟氏,唐代赐姓“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敕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史料记载,李圣天是沙州(敦煌)最高统治者曹议金的女婿,敕封后,他和夫人曹氏在莫高窟曹议金建造的佛窟中画了他们的供养像。画像头戴冕旒,穿龙袍,和汉家天子没有两样。据史料记载,高居诲出使于阗以后,曾记其见闻说:“圣天衣冠如中国。”与此画像是一样的,反映了于阗与沙州中原王朝亲密关系。

  《回鹘公主陇西李氏等供养像》出自莫高窟第61窟,窟主是敦煌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曹议金之子曹元忠。在4位夫人供养像中,第一身像称“故母”,是曹议金的甘州回鹘夫人,第二身像称“姊”,是曹议金的女儿,元忠的姐姐,嫁给了甘州回鹘,第三身像也是元忠的姐姐,嫁给了于阗回鹘,第四身像称“故母”,是曹议金的元配夫人,元忠的生母。画像的排列顺序和婚姻关系,反映了当时沙州曹氏政权与甘州回鹘、于阗回鹘交往关系。从《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像》和《回鹘公主陇西李氏等供养像》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敦煌政权的稳定与其周边的和亲政策息息相关。

  五、供养人画像是丰富的历史和艺术宝库

  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几乎都有供养人画像,而且大多数都有榜书题记。据粗略统计,现存题记大约7000余条,这些题记反映了供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时代背景,都是当时真人真事的记录,而且多为史籍所不记载,对研究敦煌、河西及丝绸之路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都是难得的珍贵资料。同时,敦煌壁画供养人画像是中国古代人物画像的集大成者。现存各朝代的供养人画像,脉络清晰地展示出我国传统人物画的发展过程与优良传统。淳朴的汉儒样式画像,骨风飘举的魏晋仕人风姿,瑰丽丰腴的隋唐仕女仪容,富于世俗生活风习的五代宋人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风格相同的作品。持续千年之久的敦煌供养人画像是中国最大的古代肖像画图谱,它的发掘和利用,将对现代人物画产生很好的借鉴作用。

  可以想象,佛教兴盛的隋唐时代,不知道有多少能工巧匠和丹青妙手在为开凿洞窟的活动服务,特别是那些一流的画家们,在倾心完成前世和来生的修行境界时,又是以怎样的心情来完成那些豪门望族、达官贵人的现世脸谱?在佛的世界中没有贵贱之分,而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丹青圣手们没有给自己留下一幅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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