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重视家庭教育的国度,在历史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经典著作,如《三字经》《弟子规》等,还流传下来许多与家教相关的历史故事,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那么如何将家教传统与新时期的生活相结合?如何在当下更好地开展家庭教育?在央视四套播出的《文明之旅》访谈专题节目中,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院长于丹与大家共同探讨了“家教的学问”。
教孩子厚道做人是最基本的家风 现在经常有排行榜,在讨论家庭要有多少资产才能传承下去。于丹认为,在中国人的概念里,最大的家庭资产就是家教和门风,“中国是一个家邦社会,过去中国的风俗里就有它的伦理规矩,过去说张家村、李家店、赵家祠堂等,一个村的人都是同姓,他们的孩子做错了事,去跪祖宗祠堂,觉得没有脸面见祖先。很多祠堂里是有家训的,即使是寒门,也说自己是有门风的。”
于丹讲了一个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的故事,他从小生活特别贫寒,他妈妈靠给别人扎鞋底等粗活供他念书,陶侃一步步往上走,他后来就做了鱼梁小吏,有一点小权力,他把那些腌制好的罚没的鱼给妈妈送去,他妈妈给他写了一封信:“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大意就是,你是一个小吏,你把官家的东西给我送来了,你不能给我任何增益,反而给我增添了烦忧。这样的妈妈真是深明大义,正是有了这样的妈妈,陶侃后来才能官至大司马。 于丹说:“什么是真正的家教门风?首要的就是要明辨是非,要知好歹。”
现在有许多孩子不知好歹,甚至做出伤天害理的事。在那个贫瘠的时代,农民守着古训的时候,孩子敢不知好歹?敢伤天害理?那是要跪在祖宗牌位前挨板子的。于丹痛心地说,过去孩子要是伤害一个小动物,家长会说这孩子怎么这么伤天害理,但现在,一群大学生虐待一只小猫,看着老猫急得哀号,这样的事已经屡见不鲜。 “过去的人大都不能识文断字,但是却通情达理,大多数人的家教和门风都教孩子厚道做人,勤俭持家,守着农民的本分,不能辱没祖先,这是基本的家风,也是家庭教育的基础。”于丹认为,首先要教育孩子做一个明辨是非的人,说成大白话就是人得知道好歹。推荐关注:微信查找“西湖读书会” 在于丹看来,在中国古代传统家庭中,女性虽然大都不识字,经济不独立,甚至连个独立的身份都没有,但却扮演了很重要的地位。“女性的重要性看一个字就知道了—‘安’,家中有女才是安。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一个女人上不闹婆媳矛盾,中夫妻不打架,下与孩子没有代沟,这样一个家就和顺了。”于丹说,女人是管整个家的和睦和文明传承的,中国人的观念中,建功立业有两个“ting”,男人建功立业在朝廷,女人建功立业在家庭,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的地位一点不弱于朝廷,因为能不能把孩子教好主要就在于母亲。
于丹以《三字经》里“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和“孟母三迁”的故事为例,讲述了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孟母自己不见得认多少字,她给孩子讲道理,就是看到孩子回来,问功课时看到孩子漫不经心,就把织到一半的布一刀割断了,告诉他不成材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朴素的女人用手里的活儿来讲道理。她自己没读多少书,但是一看街坊吹鼓手,成天吹吹打打的,觉得孩子学这个不行,搬了;再一看,这家是屠夫,成天杀猪宰羊的,也不行,搬了;什么时候到旁边有户读书的人家了,觉得孩子能跟着他学念书,才留下。这是朴素的母亲,但这也是了不起的母亲。于丹说,过去中国古代母亲的故事特别多。如“岳母刺字”,岳家军从岳飞到岳云,子子孙孙送上国家的沙场,这是通情达理的妈。而《国语》记载了鲁国大夫公父文伯的故事。退朝后公父文伯看到母亲在家织布,他说,“我都上朝官至大夫了,母亲还在家织布,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的。”
公父文伯的母亲对儿子说了一段话,就是著名的《论劳逸》:“你知道古代的圣贤怎么治理人民?就是把百姓带到特别贫瘠的土地上让他们安居,因为只有开垦贫瘠土地的人才特别勤劳,才能发现自己的能力,他获得的东西才会特别珍惜;而沃土不养能干的人,沃土养懒汉,因为他靠天吃饭。生于沃土本来应该是件幸运的事,但有多少人生于沃土本身有出息?
”于丹讲道,公父文伯的母亲说,从古至今女人都要干家务,国君的妻子要亲手给丈夫织帽子上的缨子,官宦的妻子要给丈夫做祭祀的祭服,普通老百姓就要给丈夫缝衣裳。她说我现在是个寡妇,我不管儿子做多大的官,男耕女织,我做的是我的本分。
过去的女人眼中,一个家门的门风是她们一辈子的信念,相夫教子、传承子孙、当好人,这就是妈的责任。“家中有女才是安。母亲的肩膀,先担得起家风,传承得了这个家庭里的正直和善良,这才是天职。” 教孩子从小学会独立承担责任 当今的家庭中,不仅仅父母在家庭当中承担教育的角色,由于很多家庭都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在一起生活,所以隔辈教育现在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探讨话题。于丹认为,这是当下社会特别现实的一个问题,于丹打趣道:“六个大人供着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就是宝塔尖上的孩子,所以这种孩子现在叫‘六一儿童’。我老开玩笑说中国人现在好多词都变了,过去养孩子吧,叫拉扯孩子,就是拉一个扯一个,后头还跑着俩。现在你敢拉谁扯谁啊,都是供奉的。”
“都说隔辈亲,你去看周围的老人,不管说她身上疼啦,不舒服啦,看到孙子的时候,立马精神百倍,这叫‘孙子疗法’,你再看带孙子的老人,不管这个爷爷曾经是个多么严厉的将军,这个奶奶曾是一个多么有规矩的大学教授,一带孩子,规矩全没了,这就要说到在家庭教养中,祖父祖母要给孩子什么。”于丹说,为什么现在有好多年轻人说,这现实世界太残酷了,这跟年轻人进入社会的态度有关,“你以什么态度进入现实,如果老是像对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这样,凡事过于依赖,推卸责任,那进入社会,还有人能让你这么埋怨吗?一个人能不能够融合社会,要看在家里老人是怎么对他的,其实,老人往往因为自己的溺爱,反而让孩子长成一个不自立的人。”在于丹看来,无论是否隔辈教育,家庭教育都一定要让孩子从小能独立承担,“家教里首要的是明辨是非。第二点,一定要让孩子从小能独立承担责任。”
说到老人教孩子,于丹还特别提到了一种现象。即孩子做错事老人会出来和稀泥,且多以“孩子还小呢,他不懂事”为借口帮孩子推卸责任。
“这其实是个伪命题。”于丹认为,孩子小时候是最懂事的时候,因为小孩正是学规矩的时候。“一个四岁的小男孩,不管他在家打碎了一个水晶花瓶,还是踢碎了邻居家的窗户,只要他能出来说对不起我错了,没有大人会出来跟小孩子计较,都会挑着大拇指说小孩会道歉,真棒,但是如果说他太小了,算了。那么等到这人40岁,还是会一直推卸责任,不是怨天就是尤人,其他人会怎么对他?”四十岁的人要是这样,大家就会嗤之以鼻,所以说一个人有没有承担能力,是从他四岁时候决定的。”
西方人教孩子从小独立,但东方人都觉得要呵护,这是为什么?在于丹看来,这其实也跟农耕文明有关。
中国是家邦的社会,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是城邦的社会,很多城邦的社会很早进入了工业文明,孩子在这个社会里,要一个一个割离出去谋生,而中国呢?“我们是家族都维系在土地上,过去中国家大业大,往往是一辈子大家都住在一起,但是今天的中国不一样了,中国今天在走城镇一体化的道路,这个一体化的进程非常快,看看现在的单元楼,还能够是像过去那样大家都聚在一起吗?”于丹说道。
在社会结构、生活方式都已经变得个体、越来越独立的情况下,于丹认为只有教会孩子独立,那么孩子才能走得出去。“今天中国的变化在世界上来看都是变得最快的国家之一,我们的育儿理念,一方面要有传统的教养,另一方面也得有国际的概念,教一个小孩子独立承担,这既是中国的古训,也是国际的要求,你让他有了这个概念的话,他以后就会觉得世界不给我什么那是本分,世界给我什么是情分,不给我我自己可以创造,给我我就感恩,咱们别把孩子教得世界不给我啥都是亏欠,只剩下抱怨了,那不就没有感恩了吗?”
中国是一个重视家庭教育的国度,在历史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经典著作,如《三字经》《弟子规》等,还流传下来许多与家教相关的历史故事,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那么如何将家教传统与新时期的生活相结合?如何在当下更好地开展家庭教育?在央视四套播出的《文明之旅》访谈专题节目中,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院长于丹与大家共同探讨了“家教的学问”。
教孩子厚道做人是最基本的家风 现在经常有排行榜,在讨论家庭要有多少资产才能传承下去。于丹认为,在中国人的概念里,最大的家庭资产就是家教和门风,“中国是一个家邦社会,过去中国的风俗里就有它的伦理规矩,过去说张家村、李家店、赵家祠堂等,一个村的人都是同姓,他们的孩子做错了事,去跪祖宗祠堂,觉得没有脸面见祖先。很多祠堂里是有家训的,即使是寒门,也说自己是有门风的。”
于丹讲了一个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的故事,他从小生活特别贫寒,他妈妈靠给别人扎鞋底等粗活供他念书,陶侃一步步往上走,他后来就做了鱼梁小吏,有一点小权力,他把那些腌制好的罚没的鱼给妈妈送去,他妈妈给他写了一封信:“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大意就是,你是一个小吏,你把官家的东西给我送来了,你不能给我任何增益,反而给我增添了烦忧。这样的妈妈真是深明大义,正是有了这样的妈妈,陶侃后来才能官至大司马。 于丹说:“什么是真正的家教门风?首要的就是要明辨是非,要知好歹。”
现在有许多孩子不知好歹,甚至做出伤天害理的事。在那个贫瘠的时代,农民守着古训的时候,孩子敢不知好歹?敢伤天害理?那是要跪在祖宗牌位前挨板子的。于丹痛心地说,过去孩子要是伤害一个小动物,家长会说这孩子怎么这么伤天害理,但现在,一群大学生虐待一只小猫,看着老猫急得哀号,这样的事已经屡见不鲜。 “过去的人大都不能识文断字,但是却通情达理,大多数人的家教和门风都教孩子厚道做人,勤俭持家,守着农民的本分,不能辱没祖先,这是基本的家风,也是家庭教育的基础。”于丹认为,首先要教育孩子做一个明辨是非的人,说成大白话就是人得知道好歹。推荐关注:微信查找“西湖读书会” 在于丹看来,在中国古代传统家庭中,女性虽然大都不识字,经济不独立,甚至连个独立的身份都没有,但却扮演了很重要的地位。“女性的重要性看一个字就知道了—‘安’,家中有女才是安。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一个女人上不闹婆媳矛盾,中夫妻不打架,下与孩子没有代沟,这样一个家就和顺了。”于丹说,女人是管整个家的和睦和文明传承的,中国人的观念中,建功立业有两个“ting”,男人建功立业在朝廷,女人建功立业在家庭,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的地位一点不弱于朝廷,因为能不能把孩子教好主要就在于母亲。
于丹以《三字经》里“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和“孟母三迁”的故事为例,讲述了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孟母自己不见得认多少字,她给孩子讲道理,就是看到孩子回来,问功课时看到孩子漫不经心,就把织到一半的布一刀割断了,告诉他不成材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朴素的女人用手里的活儿来讲道理。她自己没读多少书,但是一看街坊吹鼓手,成天吹吹打打的,觉得孩子学这个不行,搬了;再一看,这家是屠夫,成天杀猪宰羊的,也不行,搬了;什么时候到旁边有户读书的人家了,觉得孩子能跟着他学念书,才留下。这是朴素的母亲,但这也是了不起的母亲。于丹说,过去中国古代母亲的故事特别多。如“岳母刺字”,岳家军从岳飞到岳云,子子孙孙送上国家的沙场,这是通情达理的妈。而《国语》记载了鲁国大夫公父文伯的故事。退朝后公父文伯看到母亲在家织布,他说,“我都上朝官至大夫了,母亲还在家织布,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的。”
公父文伯的母亲对儿子说了一段话,就是著名的《论劳逸》:“你知道古代的圣贤怎么治理人民?就是把百姓带到特别贫瘠的土地上让他们安居,因为只有开垦贫瘠土地的人才特别勤劳,才能发现自己的能力,他获得的东西才会特别珍惜;而沃土不养能干的人,沃土养懒汉,因为他靠天吃饭。生于沃土本来应该是件幸运的事,但有多少人生于沃土本身有出息?”
于丹讲道,公父文伯的母亲说,从古至今女人都要干家务,国君的妻子要亲手给丈夫织帽子上的缨子,官宦的妻子要给丈夫做祭祀的祭服,普通老百姓就要给丈夫缝衣裳。她说我现在是个寡妇,我不管儿子做多大的官,男耕女织,我做的是我的本分。
过去的女人眼中,一个家门的门风是她们一辈子的信念,相夫教子、传承子孙、当好人,这就是妈的责任。“家中有女才是安。母亲的肩膀,先担得起家风,传承得了这个家庭里的正直和善良,这才是天职。” 教孩子从小学会独立承担责任 当今的家庭中,不仅仅父母在家庭当中承担教育的角色,由于很多家庭都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在一起生活,所以隔辈教育现在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探讨话题。于丹认为,这是当下社会特别现实的一个问题,于丹打趣道:“六个大人供着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就是宝塔尖上的孩子,所以这种孩子现在叫‘六一儿童’。我老开玩笑说中国人现在好多词都变了,过去养孩子吧,叫拉扯孩子,就是拉一个扯一个,后头还跑着俩。现在你敢拉谁扯谁啊,都是供奉的。”
“都说隔辈亲,你去看周围的老人,不管说她身上疼啦,不舒服啦,看到孙子的时候,立马精神百倍,这叫‘孙子疗法’,你再看带孙子的老人,不管这个爷爷曾经是个多么严厉的将军,这个奶奶曾是一个多么有规矩的大学教授,一带孩子,规矩全没了,这就要说到在家庭教养中,祖父祖母要给孩子什么。”于丹说,为什么现在有好多年轻人说,这现实世界太残酷了,这跟年轻人进入社会的态度有关,“你以什么态度进入现实,如果老是像对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这样,凡事过于依赖,推卸责任,那进入社会,还有人能让你这么埋怨吗?一个人能不能够融合社会,要看在家里老人是怎么对他的,其实,老人往往因为自己的溺爱,反而让孩子长成一个不自立的人。”在于丹看来,无论是否隔辈教育,家庭教育都一定要让孩子从小能独立承担,“家教里首要的是明辨是非。第二点,一定要让孩子从小能独立承担责任。”
说到老人教孩子,于丹还特别提到了一种现象。即孩子做错事老人会出来和稀泥,且多以“孩子还小呢,他不懂事”为借口帮孩子推卸责任。
“这其实是个伪命题。”于丹认为,孩子小时候是最懂事的时候,因为小孩正是学规矩的时候。“一个四岁的小男孩,不管他在家打碎了一个水晶花瓶,还是踢碎了邻居家的窗户,只要他能出来说对不起我错了,没有大人会出来跟小孩子计较,都会挑着大拇指说小孩会道歉,真棒,但是如果说他太小了,算了。那么等到这人40岁,还是会一直推卸责任,不是怨天就是尤人,其他人会怎么对他?”四十岁的人要是这样,大家就会嗤之以鼻,所以说一个人有没有承担能力,是从他四岁时候决定的。”
西方人教孩子从小独立,但东方人都觉得要呵护,这是为什么?在于丹看来,这其实也跟农耕文明有关。
中国是家邦的社会,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是城邦的社会,很多城邦的社会很早进入了工业文明,孩子在这个社会里,要一个一个割离出去谋生,而中国呢?“我们是家族都维系在土地上,过去中国家大业大,往往是一辈子大家都住在一起,但是今天的中国不一样了,中国今天在走城镇一体化的道路,这个一体化的进程非常快,看看现在的单元楼,还能够是像过去那样大家都聚在一起吗?”于丹说道。
在社会结构、生活方式都已经变得个体、越来越独立的情况下,于丹认为只有教会孩子独立,那么孩子才能走得出去。“今天中国的变化在世界上来看都是变得最快的国家之一,我们的育儿理念,一方面要有传统的教养,另一方面也得有国际的概念,教一个小孩子独立承担,这既是中国的古训,也是国际的要求,你让他有了这个概念的话,他以后就会觉得世界不给我什么那是本分,世界给我什么是情分,不给我我自己可以创造,给我我就感恩,咱们别把孩子教得世界不给我啥都是亏欠,只剩下抱怨了,那不就没有感恩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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