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跟古时候不一样,古时候君主专制的时代,所有的老百姓,听命於君王,他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违背那就是犯法,犯王法。人不敢越轨,个个懂得守规矩,知道守法,那个时候的教学好教。譬如在清朝的时候,这不单在清朝,民国初年还有,我这个年龄,我还能够记得。民国初年,大概在民国十几、二十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很小,六、七岁,七、八岁的时候,我都还能记得。那个时候法律里面有一条,叫「亲权处分」。这一条法律是什么?亲权就是你的父母,你的父母有权力处分你。我这个儿子不孝,我请求政府,把我这个儿子杀掉,政府马上就执行,不要审判。你的父母,哪个父母不爱儿女,父母不要你了,你在这个社会还能作人吗?你没有资格作人。所以国家立刻执行命令,叫亲权处分。
好像民国二十年以后,这一条就废止,就没有了。没有了,人就不孝父母,不怕了。从前有这一条,不敢得罪父母,父母告一状,命就没有了,他怎么不怕!现在没有这一条,这个儿子就不孝,胡作妄为。过去李老师谈到这个事情,教学时谈到这个事情,很感叹!他问我,我说我还有这个印象,民国初年,确确实实有这么一条法律。这是专制时代可以,民主时代就不行了。民主,你看许多国家,犯重罪都没有死刑,所以人民犯罪,作奸犯科,他不怕。我这次在澳洲,澳洲的法律就没有死刑,虽然是讲慈悲,「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对社会大众带来许多的苦难。现在要护法,父母不能护你,你不听;老师也不能护你了,你也不会听,阳奉阴违。所以今天,一个好老师要找个学生,到哪里去找?找遍天下也找不到一个。
我自己求学,我跟方老师、跟章嘉大师、跟李炳南老居士,不容易,他们能够以真诚的心、慈悲心来教导我。我凭什么?你说我学历,我跟大家讲得很清楚,我初中毕业,没念什么书,抗战期间都是逃难。遇到这些都是当代豪杰,大智慧、大德之人。他凭什么教我?那么样的爱护我、关怀我。我没有别的能力,我对老师真诚,我听话,就这么两个条件,他就选中了。三个老师教我的态度几乎都一样,特别拨出时间单独教我。不准我到学校去听课,我到学校听课,那方先生不是省很多事情,何必每一个星期天给我两个小时,单独教我一个人。到以后我就非常、非常感激他,他护法,他保护我,怕我在学校里面,认识很多老师,认识很多同学,听了许许多多拉拉杂杂的那些学说,就把头脑搞乱了,就搞复杂了,他就没法子教了,所以他不准我接近这些教授们、不准我认识这些同学,一个人教。
我接触佛法,遇到章嘉大师也如此,章嘉大师也是教我一个,每一个星期天给我两个小时,在他小客厅里面,也是一对一,三年如一日,我的佛法根基,是他老人家奠定的。以后亲近李炳南老居士,那就更严格了。除了他讲经说法之外,任何人讲经说法不准听。看佛经、看其他的文字,不经过他同意,不可以看。不仅是如此,过去我跟方先生学的哲学,跟章嘉大师三年学的佛学,他说:「我一概不承认,你入我的门,从头学起。」限制我五年,决定要遵守。我这个人没有别的长处,老实、听话,我就认真学五年。实在讲,我守他的这个方法,半年就得利益,自己就很深的感触,妄念少了。你什么都不能听,什么都不能看,妄念少了。妄念少了之后,智慧就增长,也就是比过去聪明,听东西听得明白,听得深刻;看东西跟从前看法,也都不一样,有一点小智慧。非常感激李老师,他要求我五年,我增加一倍,我守他十年。所以我在讲台上讲经,前十年完全循照规矩,后十年的时候,才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人家问:你智慧从哪里来的?根基扎得好。你没有这个根底,怎么行?老师善护。真正遇到了贤护,他保护我,我自己肯遵守。
这么多年来,我在国际上弘法,非常辛苦,一个人,没有一个助手。
所以每一次回到台湾,我都会到台中去看老师;每一次去看他,我都会提醒他:「老师多栽培几个学生,我们在外面弘法有帮手。」老师都点头:「是啊!是重要。」我大概讲了总有十来遍,最后老师告诉我:「你替我找学生去。」他老人家这一句话回了之后,我以后再不敢讲了,为什么?找不到这个学生,我晓得,找到像我这样老实听话,百分之百服从的,找不到。以后再不谈了,真的找不到,我到哪里去找!以后在美国华盛顿DC,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真正是遇到了知音。他老人家一生弘扬这部经,我也是弘扬这部经,这一见面就无量的欢喜,真是一见如故。我们讨论夏老这个会集的艰难,弘传的艰辛。我把这个经在台湾这段历史,告诉黄念老。黄念老就劝勉我,净宗学会是夏莲公提倡的,但是在中国并没有建立,他希望我在外国,发起净宗学会。所以我们净宗学会,是黄念祖老居士提倡,劝导我的,我们在海外有这个缘,到处成立净宗学会,他非常欢喜。所以这个护法真正不容易。
大乘无量寿经 (第三集) 1998/4/11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档名:02-3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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