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六十年，挣8000万两银子，乾隆帝怎么花

[摘要]其尊宠藏传佛教如此，一言以蔽之，“兴黄教，安众蒙古也。”花这么多钱，首先是政治目的，其次是个人信仰。

大清内务府令牌。图源网络

作者：冯翊

上篇说到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总共挣了8000万两以上白银（钱怎么来的，可返回去看上篇《执政六十年，乾隆帝坐拥三大私人金库，赚了多少钱》），这篇解决钱怎么花的问题。

好歹也是康熙帝与雍正帝都看重的人，乾隆帝的治理能力不会太差。

据清史学者赖惠敏的研究，这些钱，乾隆帝没有满足个人私欲乱花，大多数拿来修建藏传寺庙、供养喇嘛了。

为何要把钱往这方面投？因为有实实在在的好处。

花钱这方面，乾隆帝比大明朝的许多皇帝要高明多了。

|钱是这么花的

首先说说这8000万两以上的银子是怎么花的。

需要说明的是，8000万两银子躺在内务府的银库里头，并非户部的“国库”。前者是皇室财政，由皇帝私人支配，供给皇室开销。后者是国家财政，遇到赈灾以及军国大事，户部必须拿出钱（二者并非如此泾渭分明，有时互通，但据乾隆帝自己说，乾隆朝中后期内务府已经拿钱匀给户部了。）。

内务府的钱，首先当然得解决皇室的吃穿用度，譬如买瓜果蔬菜、五谷杂粮等。这项皇室支出，多有固定数目。乾隆三十年以前，每年的开支得有约100万两~150万两银子，乾隆三十年以后支出增长，每年要花掉近200万两。为什么会多呢？因为物价越来越贵了。

皇室买衣服花费不多，并非因为帝、后节俭不爱换衣服，而是买衣服的钱，由户部提前拨给江南织造了。何况，还有人时不时地进贡龙袍制作布料。

乾隆帝庆寿时穿的明黄色缂丝彩云福寿金龙纹龙袍。图源网络。

所以这部分钱，或由国家财政代劳，或由别人送。乾隆帝不需要额外操心。不过，钱也不多，像户部也仅每年拨款14万余两而已。

另一项支出是赏赐。遇到节庆，譬如遇到皇室成员的生日、千叟宴、元旦等，内务府得花钱置办并赏赐。接见蒙古王公、喇嘛时，乾隆帝亦不吝惜“回礼”。这些钱每年约在六万到十多万两之间。

但上述都不是大头，最大的开支是修缮费。

修宫殿、修园子、修寺庙、修陵墓，像圆明园、万寿山、长河工程、永安寺营建，雍和宫修缮、改造工程等等，都是大手笔，都要花大钱，不动则已，一动就是几百万两 皇室几年的伙食费全砸进去。

所有修缮费中，尤以修建藏传寺庙为最贵。

乾隆十六年，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兴建就花了400多万两。乾隆三十三年以后，乾隆帝又在北京、热河地区大建寺庙。在热河，建了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须弥福寿庙、普陀宗乘庙等，又在北京将雍和宫改建为喇嘛庙，在西苑附近建万佛楼、弘仁寺，香山附近建宝谛寺，内城又有护国寺、化成寺、隆福寺等寺庙，加上清初以来的建设，北京城内已有32座寺庙。

雍和宫。

寺庙繁盛，造价不菲。终乾隆朝六十年，仅乾隆帝花在北京寺庙修建费上的钱，就超过一千万两，热河的寺庙支出约在五百万两左右，这还不包括供养佛事人员的长期费用，譬如请喇嘛赴京诵经费、寺庙举行礼仪的各种物件置办费，如香油、蜡烛、铜料等等，还有喇嘛本身的吃穿用度，这些多是乾隆帝自掏腰包。

内务府的一项用项清单显示，乾隆八年到六十年的五十二年内，总共有45000余笔资料，与宗教有关的项目竟占一半，有两万余笔，真心花钱如流水。

|为什么这么花

精明的乾隆帝为何要在寺庙上出手如此阔绰？

为了稳定蒙古与西藏。

清代，喇嘛教已一统藏人与蒙古人的信仰世界。对清廷来说，稳固边疆，必先稳定蒙、藏地区，而笼络两族，最好的方式便是尊崇二者的信仰，即喇嘛教。

所以，清廷刻意在明代防卫蒙古的九边沿线，如热河、北京、归化、五台山、甘肃、青海等地，修建大量喇嘛庙，筑起一道“宗教长城”，用意就在于满足藏传佛教徒的礼佛需求，以免蒙古人潜入西藏进行一些不必要的“勾搭”。

乾隆帝的山寨版“布达拉宫”，承德普陀宗乘庙。

在这条宗教长城中，清廷刻意将北京与热河打造成喇嘛教的信仰中心。

高中历史教材里讲到清廷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时，会提到“金瓶掣签制度”。这一决定达赖与班禅人选的仪式，乾隆帝将其设在雍和宫，乾隆五十八年，又仿金瓶掣签制度，在雍和宫设金奔巴瓶，抽出蒙古宗教领袖“呼毕勒罕”。皇帝还成功说服蒙古人，转世灵童必须来自藏地。

清廷又为喇嘛设置等级，授予喇嘛“名号”、印信，不同级别的喇嘛享受不等的津贴，喇嘛若想求晋升，必须往北京跑。乾隆帝还请喇嘛“上师”来京作法、祈福，大建佛寺尊崇、供养、培训一大批驻京喇嘛，不惜斥巨资将雍和宫改造成喇嘛庙，当作“上师”乃至“活佛”的驻地。又在热河修建一座山寨版“布达拉宫” 普陀宗乘庙，让来热河朝觐、礼佛的蒙古人，有身在拉萨的即视感。

依靠金瓶掣签制度，喇嘛名号的授予，清廷牢牢掌握了宗教权，通过广修藏传佛寺，又在蒙藏两地赢得了权威，利用宗教消弭了长期困扰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战争。

乾隆帝佛装像。

何况，乾隆帝本身亦信仰藏传佛教。当皇子时，乾隆帝就接受了章嘉国师的灌顶，即位后，学习佛法，又常常跪着顶礼三世章嘉呼图克图（活佛之意）的脚，时不时地去雍和宫听戏、讲经。在位60年间，49次巡幸热河举办或参加宗教活动。他又请画师创作佛装像，画中，皇帝位居中央，蒙藏两地的宗教领袖环绕周围，以此暗示自己是“人间佛祖”。

其尊宠藏传佛教如此，一言以蔽之，“兴黄教，安众蒙古也。”花这么多钱，首先是政治目的，其次是个人信仰。

又所谓“安”，主要目的是“销蚀”蒙古经济。清廷认为，让蒙古人丧失斗志的重要因素是全族礼佛，既然如此，不妨投其所好，大修寺院，寺庙越多，布施越多，特别是蒙古贵族，更不惜血本贡献喇嘛，求得宗教安慰。

这客观上使蒙古经济衰退，长城内外保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多民族国家统一政权大为稳固。

最后，以赖惠敏在《乾隆皇帝的荷包》里的一段话，来表扬一下乾隆帝：

就统治宗教策略的历史脉络来说，元代宣政院所辖官寺占用民田数十万亩，消耗天下之财；明代皇帝在京师供养大量藏僧，频繁举办佛教法事、兴建寺庙、造塔，造成国家财政危机。

相较之下，清朝修建寺庙由内务府负担，未造成国家财政问题……比明代和蒙古战争每年动辄耗费七八百万两白银来说，更能呈现清代成功的统治策略……清代的蒙古人已经不是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而变成了虔诚平和的民族。

十九世纪中国面对外强压境，士人都联想到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时态度傲慢无礼，错失西化的机会。

但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征服新疆、蒙古等地，为了和他们建立良好关系，大量心力花在宗教政策、财政挹注、建立驿站等，或许他没有前瞻性看到十九世纪中国的没落，但中国至今能保有广阔国土，乾隆皇帝对边疆民族的策略还是值得探索的。

赖惠敏著：《乾隆皇帝的荷包》，中华书局2016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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