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外恋情害人又害已，祸害无量，已成为婚姻的头号杀手
发布时间：2024-09-18 03:03:23作者：华严经快诵网
婚外性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就是参与婚外性行为的双方，而间接受害者是他们的配偶和子女。为什么有婚外性行为的人本身还受害呢?我们先分析一下。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他们有婚外性行为之后，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犯罪感，认为对不起丈夫或妻子以及子女，又担心事情败露，整日忧心忡忡，处于短暂的快乐和长久的恐惧之中。
男性
事业成功的男性，有婚外性行为后容易贪图安乐、不思进取，而万一事情败露，往往是身败名裂，前程尽毁。他们在妻子与情妇之间疲于奔命，身体不适、力不从心。如果第三者不甘心于长期的婚外关系，想来一个喧宾夺主，劝其离婚，男方更是骑虎难下，他将面对家庭、社会和情妇三方面的压力，此时婚外性行为的乐趣早已化为烦恼，令其痛不欲生，无论是狠心丢下妻子与子女，还是舍弃情妇，内疚感将伴随着他，永不消失。
女性
女性如果未婚就成为第三者，起初往往心安理得，她们可以放弃做正式妻子的要求、不求名份、甘心暗中相爱、与人分享同一男人。但日子久了，她们就会发生态度转变，首先是感到长期偷偷摸摸令人难以忍受，而当节日或生病之时，情人难以来到身边，看到其他人夫妻成双成对出出入人，羡慕之情油然而生。女人有个天性就是喜欢孩子，第三者很难有自己的孩子，这也会让她们向往不已。而第三者的家庭与社会压力则更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该嫁不嫁总要有个理由吧!一遇到提亲牵线的红娘，她们真不知如何是好，风言风语在所难免。
而未婚第三者的最可怜的结局是错过了结婚最佳时机，当她们最后认识到这样下去永无结果，想终止婚外性行为去建立自己的家庭时，已是“暮去朝来颜色故”，老大难做他人妇;降低标准嫁一个且自己不爱的人，自然不甘心，但此时已无可奈何，只有惋惜。
已婚妇女卷入婚外性行为结局往往更加悲惨，中国社会毕竟是一个传统的以男人为中心的男权社会，因此对女人生活作风的标准较高。男人有婚外性行为被妻子发现后，妻子多数将责任推诿于婚外的女人，认为丈夫受其勾引，只要丈夫回心转意，夫妻仍可合好如初。而丈夫如知道妻子有婚外情，则认为履水难收，破镜难圆。他们无法忍受带绿帽子的社会压力，往往以离婚为结局，而子女对这样的母亲也难以同情和接受，此时拉她下水的情人早已逃之夭夭，回到妻子的怀抱里，经过一番刻骨铭心的检讨和痛改前非的保证之后，重温旧梦，而此时的她在孤独、内疚中煎熬。
配偶
有婚外性行为者的配偶自然也是受害者，首先造成了家庭生活不和谐，其次是家庭破裂的危险。应该说更多的受害者是女性。她们的丈夫在功成名就或经济能够独立之后已不再需要她们，而此时她们已人到中年，无论相貌还是身体都不能与年轻人相比，丈夫往往首先提出离婚，即使她们可以得到一些财产，今后的生活婚外性行为常常导致家庭破裂，无论是今后的单亲家庭，还是重组家庭，缺父或缺母，继父或继母对孩子的童年生活均会造成不良影响，容易形成某些性格缺陷，因为他们缺乏应有的父爱和母爱，没有和谐的亲密的家庭气氛。
总而言之，婚外性行为是一种错误的生活方式，它与人与己弊多无利，且违反国家法律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人们应该对此提高认识，加强警惕。
当下大陆婚姻调查：婚外情成头号杀手
文章来源：新浪网
2008年的第一场“火”来自一个意外发布的“绯闻事件”，瞬间点燃全民的“八卦”热情。
在大家津津乐道种种绯闻是非时，却越来越少人提及“婚姻”之于家庭双方的界限。“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成为中国现代都市中的一种“流行”。当“流行”慢慢成为“正常”时，我们发现，这一代人的婚姻已经到了一个该反思的节点。
我们的焦点集中在35～45岁、受过良好教育、收入颇丰的“中产”家庭。当车子、房子、孩子、位子，一切的奋斗目标有了眉目，随之而来的却是迷失和无所适从。面对日渐平淡的感情和新的诱惑，“婚姻”在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惑与挣扎
当下婚姻观调查
这是一份网上的问卷调查，由《中国新闻周刊》与新浪网联合举办。调查分为男人卷与女人卷，截至2008年1月14日上午11时，共有9021人参加了男人卷的调查，5002人参加了女人卷的调查。
从参加调查者的年龄和婚龄来看，30岁到40岁(分别为48.02%和49.96%)、婚龄七年以上者(分别为52.4%和50.57%)都是最大项，正与本组封面文章所要报道的主体相符。
调查分为男人卷与女人卷，从结果来看，得到了一些颇有意味的结果。
如，对于“你是否相信存在永恒的爱情”，男女中的多数人都选择了“否”;但在回答“你认为是否能做到忠于婚姻”时，男性中的多数人选择了“否”，女性中的多数人却选择了“是”;她们虽然也不相信有永恒爱情，但却更愿忠于婚姻。
在回答“面对诱惑，你的心理状态是……”时，更多的女性选择了“这有悖社会的道德观”，而更多的男性选择了“有那么多人都这样，我也可以”;在回答“如果发生婚外情，你会怎样选择”时，更多的女性选择“因早晚会暴露，还是会选择退出，保护家庭”，而更多的男性选择“我可以在家庭和情人间维持平衡”。这或许在表明，面对婚外恋，男性在道德约束上，要弱于女性。
女性也比男性更相信浪漫。在回答“你接受婚外情的原因是……”时，女性更多地选择了“真挚的感情”，而男性更多地选择了“新鲜刺激”。但是，当问到“如果发现对方有婚外恋，你会……”时，选择“不能容忍，放弃婚姻”的，男性多于女性，选择“与对方私下解决”的，女性多于男性。在这个问题上，女性还是更倾向隐忍和保留家庭。而“选择维持婚姻”的理由，女性更多地是“为了孩子”。
这份调查的一个亮点，是无论男女，在婚姻发生问题时，大多数都选择了“及时沟通”。婚姻毕竟不是随意可以丢弃的敝屣，不可听任它自生自灭。它是需要用心维护的。(黄艾禾)
我们的婚姻飘荡在秋千上
“这一代”人的婚姻注定内心分裂：受教于封闭的纯真年代，拼杀于开放的花花世界;失去了传统道德的围栏，却又无法真正自由地跑马;奉行“从一而终”，但很少人相信白头到老。爱了，婚了，散了，一代人跌跌撞撞到中年，感情没着没落，结局没黑没白
★本刊记者/罗雪挥实习记者/李楠
她始终怀念那段好时光。上个世纪90年代初，王仪(化名)和李健(化名)在西部一所大学校园的一次聚会上相遇。两个人是老乡，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就走到了一起。他忙着做论文，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她静静地陪伴在他身边，两个人几乎不说话，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感觉很温暖。
大学的恋爱单纯而宁静，那时的人还很少敢有出格的，王仪的女同学里甚至还有人以为如果男女间靠得近了，女人就会怀孕。真的感情也真的简单，恋爱的活动无非是一起骑着自行车出去玩，吃最便宜的小吃，活动地点不外图书馆和自习室。
毕业后，两个人费尽周折，最终双双留在了北京，顺利地结婚，生子，过着清贫而安乐的时光。房子是单位----一家部委研究所分的，需要和另一对小夫妻合住。婚礼只是请同学们简单地吃了顿饭而已。变化是从李健换工作开始的。
1990年年底，李健跳槽到了一家知名外企，事业自此上了快车道。他频繁被猎头公司挖角，每挖一次，年薪便以10万的速度增长。李健飞快晋升进百万年薪阶层，王仪开始购买各种以前不敢想象的高档品牌，化妆品只用兰蔻。他们成了同学中最早买房、买车的那一拨，一家人很快搬进了大房子。生活一直算圆满，直到王仪无意中发现了李健手机上的一条暧昧短信。
狐疑的她当即记下了那号码，而后设法调出了李健的电话记录，结果发现李健每天至少与该号码通话20分钟以上。在王仪锲而不舍地追查下，另一个“她”浮出水面----一个更年轻温柔的女孩儿。一向对爱情与婚姻充满自信的王仪瞬间崩溃了，在毁灭性的争吵后，她提出了离婚。李健试图挽回，但王仪很坚决。
王仪提出考虑详尽甚至苛刻的离婚财产分割方案。李健付清了全部房贷，在留下了车子、房子，承诺每个月给女儿支付上万块钱的抚养费后，几乎是净身出户。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李健事业成功，但是至今没有再婚;王仪虽然见了若干个对象，但是总不满意，她忘不了那段纯真的时光，也很难找到与李健条件相当的人，她甚至无法接受对方每月只挣一万多块钱。
年近不惑的方滨(化名)也面临着和王仪同样的情感难题，只是在“证据”面前保持了沉默。这个相貌堂堂、行事像个“爷们”的男人，起初对妻子爱上他人大惑不解。两人均是大学毕业，自由恋爱成婚。方滨平时工作很忙，常常需要出差。方滨从来不把在单位的烦恼带回家，但是也常常会因为太累而懒得说话。妻子则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喜欢倾诉。
“他”是偶然闯入的。其貌不扬，但是为人体贴和气，做得一手好菜。无论她在哪儿，“他”常常是做好了饭，就一袋一袋地拎来，一勺一勺地喂给她吃;而她逛街时，“他”抱着她的衣服和包，静静地在一旁守候。方滨也是通过一条短信发现妻子有情况的，此时他们刚刚拿到了第二套房子。方滨委托私人侦探调查，结果令人难以置信，原来每当自己出差，甚至每晚打电话给妻子时，妻子都在家留守。但是一入夜，妻子便出门奔“他”而去。妻子近日正式提出了离婚。方滨不同意，他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理由只有一个，曾经漂泊相依的日子，终不忍舍弃。
婚外情：“头号婚姻杀手”
王仪、李健和方滨都属于这样一代人，大部分的“60后”(出生者)和小部分的“70后”构成的一代。近年来，中国离婚率逐年上升，自1995年以后，每年离婚人数都在100万对以上。《当代中国家庭巨变》一书中，作者丁文、徐泰玲记述，“就全国而言，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婚外情所造成的离婚案，约占离婚案总数的25%～35%，90年代中期至今，据一些地方法院统计，这类离婚案件占离婚总数的40%～50%，在经济发达地区甚至达到60%以上。”
“2007年，婚姻家庭法专业律师杨晓林一共承接了80桩案件，涉及离婚的案子达到60桩，35岁至45岁上下的人几乎占了四分之三。而且当事人层次较高，杨晓林所在的律师所收费门槛为6500元，客户包括上市公司老总、外企高级白领、也有大学教授及主持人。其中，婚外情成为重要的离婚诱因，杨晓林表示，除了少数捕风捉影，大部分婚外情都确有其事。
“到我们这里来的，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北京好猎手国际商务调查有限公司董事长常联永告诉记者。他的当事人大多有良好的教育和经济背景，工作单位不乏“世界500强”。常联永曾经做过十多年刑警，调查出轨证据是该公司的核心业务之一。
“现在30多岁、40多岁的男人没有婚外恋的可能都是少数了。”著名作家柯云路向记者表示。他近年来致力于中国婚恋现象研究，相继出版了著作《婚姻诊所》和《今天我们为什么结婚》。柯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感情的多发期，“很多从国外回来的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都说中国现在婚外情、网恋的故事要比他们稠密，不仅是比华人世界，比国外很多地方都稠密，就是说我们现在正热闹着呢!”
自由的自相矛盾
“这一代人承前启后，两边都占。保守的那一半还想着从一而终，即使深深地觉得不满意，也还都挺着;开放的那一半则在不断涌现离婚分子。”生于70年代初的北京网民“水玲珑”表示。她仍然不相信自己这代人真得会彻底丧失道德感，真正做到性与爱分离。
北京会明成长咨询中心肖慧明告诉记者，前来进行婚姻心理咨询的“这一代”，明显地处于内心分裂的状态。中心的问题都是一个：离，还是不离?既要考虑工作、仕途、面子、孩子以及父母等外在感受，也想兼顾自己内心真正的情感。
肖慧明表示，反观“50后”与“80后”，前者只考虑别人，后者只考虑自己，问题就要简单得多。
著名作家柯云路这样评论“这一代”人与“80后”的差别：当“80后”说他爱上第三者，“第一他可能比较利索;第二他可能内心冲突比较少;第三他甚至可能比较坦率，‘60后’和‘70后’这两张皮就扯得比较厉害。”柯云路说，“他们也想当好丈夫、好妻子，但是也不妨碍他们在外面花一把，只是他们乱搞的时候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不愿意让父母、子女知道，也不愿意让社会知道。”柯云路将之形容为“婚姻的两轨制”。
婚姻家庭法专业律师杨晓林介绍，在他经手的离婚案件中，这一代当事人大都经过了长期痛苦的考虑，尽量做到完满。比如有人2004年就向他咨询了，2007年才正式委托他办理离婚手续。在对待孩子方面，不少客户都慷慨地尽到了抚育的责任，比如每月支付上万元抚养费。而“80后”的委托人，则常常为很小的事离婚。且说离就离，没有任何余地，到法院只是走个程序。生于1969年的杨晓林表示，假若还有回旋余地，他常劝当事人能合就合，要么协议离婚，虽然他将为此失去代理费，但是他就是在那个年代受教育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这一代”人，在红旗下生长，而后在彩旗下鏖战，童年基本在整齐划一的清苦中度过，青年时大都在艰苦奋斗，等人到中年，则赶上了社会的分化与变动。同样是婚外情，早年叫“搞破鞋”，80年代被称为“第三者插足”，90年代初被称为“婚外恋”，现在则称之为“情人现象”，观念越开放，诱惑越多。
新中国成立后，公开的蓄妾和嫖妓在严厉的措施下完全绝迹，盛行几千年的买卖婚姻和包办婚姻也在大部分城市消亡。到8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成为真正自由恋爱的第一代人。
著名学者李银河在《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里表明，她曾于80年代在部分城市做过调查，被访者中，婚姻完全自主或者基本做主的占80%以上，父母做主的不到20%，80年代念大学，现在杭州一所大学任大学教授的“大海”告诉记者，他们那个时候谈恋爱完全没有附加值。而今天，只要打开报纸的征婚版，就会发现整版都在讲经济问题，比如自备房、车，而且要求没有贷款。
随着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流，这一代部分人的情感道德环境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曾经分别于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末两次参加《婚姻法》修改的著名学者巫昌祯告诉记者，80年代初，中国取消了“通奸罪”。90年代初期，一些地区包二奶、重婚、妻妾同堂等现象开始日益严重，在“法律管不着，道德也管不了”的情况下，婚外情一度愈演愈烈，从隐蔽走向了公开。2008年1月11日，曾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化名为张玉芬的陕西“二奶杀手”，成立了“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会”，帮助受害者进行反击。在张玉芬眼里，所谓的成功人士就是“四五十岁才学坏，高歌一曲迟到的爱，包人就包下一代!”
这一代人的婚姻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诱惑和挑战----有人不声不响做了精英，有人坐着火箭上了黑红榜单。错过末班车的则在社会转型期中转了又转，令人天旋地转的生活打击一个接着一个。当终于跨入了中产甚至资产，爱情却在原始积累中身心俱疲，陷入了婚外恋的沼泽。
幸运的出轨都是相似的，能够在各种不适当关系中小心轻放;不幸的出轨则各有各的不幸。一位吃醋的丈夫对名校MBA出身的妻子使用家庭暴力，甚至将妻子的裸照贴在了其公司服务器上。这几乎是最后的精神肉搏，曾经好好爱过的“这一代”，却无法在新生活里笑到最后。
★(本刊记者陈晓萍对本文亦有贡献)
